发布日期：2025-06-26 09:09 点击次数：165
说起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个名字，许多人脑海中第一个跳出的词汇就是“诺贝尔奖”、“物理学巨擘”以及“华人的骄傲”。的确，这两位华裔科学家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且辉煌的一笔。他们合作提出了划时代的宇称不守恒理论，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对对称性长期以来的传统认识，也因此在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，成为首批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科学家。
不过，天才的合作往往伴随着摩擦和矛盾，他们的友谊最终在1962年宣告决裂。2003年，李政道在一封公开信中深情感慨，他和杨振宁的分道扬镳是“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悲剧”，表达了对昔日伙伴关系破裂的惋惜与无奈。
他们的缘分要追溯到1946年。当年李政道作为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，踏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土地，准备追随物理大师恩里科·费米进一步深造。彼时，杨振宁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费米的助教，年长李政道四岁，学术造诣更为成熟。杨振宁的导师吴大猷托他照顾刚来的中国留学生，于是杨振宁便帮忙安排了李政道和其他留学生的住宿与手续，二人由此结识。
展开剩余89%起初，两人的关系更像师兄带师弟。1947年夏天，李政道获得奖学金，买了辆二手车，邀请杨振宁和朋友凌宁一同驱车前往美国西部旅行。旅途中，他们不仅分享物理知识，还谈论人生理想，感情迅速升温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
到了1949年，杨振宁进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而李政道于1950年博士毕业后，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助教。没过多久，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反华情绪高涨，李政道在伯克利的处境变得尴尬。杨振宁得知后，亲自找到普林斯顿院长奥本海默，极力推荐李政道调往普林斯顿。1951年9月，李政道携妻子秦惠君搬至普林斯顿，两家几乎是邻居，交往频繁。
在普林斯顿，两人开始正式合作，研究统计力学中的状态方程和相变问题。1951年秋，他们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。第一篇《凝聚理论》详述了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；第二篇《格气和伊辛模型》揭示了相变时热力学函数不可解析延拓的性质。这两篇论文大大推动了统计力学的发展，甚至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。1952年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长谈几个小时，对他们的成果赞赏有加，临别时握着李政道的手鼓励他在物理学领域大展宏图。
真正让他们声名鹊起的是1956年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。当时物理界面临“θ-τ之谜”的难题：两种质量和寿命几乎相同的介子，θ和τ，却有不同的衰变模式——θ衰变成两个π介子，宇称为正；τ衰变成三个π介子，宇称为负。这与当时主流的宇称守恒定律相矛盾。宇称守恒认为物理规律在镜像世界中也应成立，这一规律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无疑成立，但弱相互作用领域却无人真正验证。
1956年4月，在罗彻斯特高能物理会议上，学者们围绕“θ-τ之谜”争论激烈，却无人给出合理解释。李政道和杨振宁深入研究，翻阅大量实验数据，发现弱相互作用中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宇称守恒。于是，他们大胆提出假说：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。5月的一天，杨振宁驱车从长岛赶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李政道，两人在办公室里彻夜长谈。杨振宁起初半信半疑，认为这一想法颠覆传统，但李政道用详实数据和严密逻辑说服了他。
随后两人连续奋战两周，分析了β衰变、介子衰变和超子衰变，写出了开创性的论文《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》。这篇文章由李政道主笔，署名“李政道与杨振宁”，不仅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说，还设计了以钴-60的β衰变实验来验证该理论。
论文于1956年6月一经发表，立即在物理学界引起轰动。1957年1月，吴健雄率领团队在美国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进行验证，实验结果与预测完全吻合，宇称不守恒理论被证实。这场发现如同一场科学革命，彻底改写了物理学基本法则。1957年10月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，当时李政道31岁，杨振宁35岁，成为最年轻获奖者之一，也首次将华人科学家推上国际科学巅峰。
尽管合作硕果累累，但矛盾早已暗生。1951年发表的两篇统计力学论文就埋下隐患。第一篇《凝聚理论》署名“杨振宁与李政道”，因杨振宁年长，他认为自己应排前面，李政道虽不满，但未争执。第二篇《格气和伊辛模型》则按国际惯例，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为“李政道与杨振宁”。当时未引发争议，但李政道心里已有疙瘩。
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署名“李政道与杨振宁”，符合字母顺序和李政道主笔事实。可是到了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前夕，杨振宁提出颁奖顺序应按年龄排，他要先上台，其妻杜致礼也要求在晚宴上由国王陪同先进场，排在李政道妻子秦惠君之前。李政道认为无关紧要，但妻子劝他别计较，他才忍气吞声。这次让步，却成为日后矛盾激化的铺垫。
真正导致决裂的，是双方对宇称不守恒贡献的认知分歧。1962年，《纽约客》杂志刊登了一篇《宇称问题侧记》，回顾他们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历程。杨振宁看后认为文章淡化了他的作用，要求改署名顺序为“杨与李”，或者在文中加脚注说明署名仅按字母排序。李政道觉得无谓，未予理会。杨振宁因此不满，当晚打电话激烈争执，李政道一句“咱俩合作到此为止吧”结束了这段合作关系。
2003年，李政道在公开信中坦言，他们争执的核心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究竟是谁最先提出。杨振宁1982年宣称灵感来自他，李政道坚称是自己先想到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外界难以定论。
除了署名问题，性格差异也加剧了裂痕。李政道直率坚持原则，讲究公平；杨振宁圆滑世故，更看重名利。这种性格差异在小事尚可调和，遇上荣誉分配则极易引发冲突。此外，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——李政道出身上海，接受较为西化的教育；杨振宁来自安徽合肥传统书香门第，教育更中式——也让他们在看待问题时频频出现分歧。
1962年5月，《纽约客》文章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文章出刊前，李政道审阅过校样无异议，杨振宁却挑出一堆毛病，称某些部分“看了让人痛苦”，坚持改署名顺序并加注脚说明。李政道不予理会。第二天杨振宁再打电话，情绪失控，甚至落泪，说想继续合作，但李政道已彻底绝望，明确表示不愿再共事。
同年11月，李政道递交辞职信，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。院长奥本海默深感遗憾，评价道：“李政道该放弃高能物理，杨振宁该去看心理医生。”这虽是挖苦话语，却道出了这场分裂给科学界带来的巨大遗憾。
两人分手后再无合作，但关于宇称不守恒贡献的争论持续不断。1970年，李政道在意大利一场物理会议上发表演讲，重申这一理论是他最先提出。1979年，杨振宁看到演讲稿颇感意外，却未公开回应。1982年，杨振宁发表文章反击，声称突破灵感源于自己。1986年，李政道又回击，否认杨振宁的说法。
2006年，美国物理学会举办宇称不守恒50周年纪念会，特意安排两人分别演讲。李政道试图插话，杨振宁当场拿出资料反驳，场面一度尴尬紧张。
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道扬镳对科学界是巨大损失。他们合作时效率惊人，宇称不守恒理论就是明证。分开后，二人各自取得不俗成就，但谁都清楚，若能继续携手合作，或许能创造更多震惊世界的成果。这段经历也让科学界开始反思署名规范和合作公平问题，成为宝贵的警示。
对华人来说，他们是民族的骄傲。1957年获诺贝尔奖时，华人世界为之振奋，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两人分裂后，华人社会看到天才之间的争执，心情复杂。李政道2003年所言“中华民族的悲剧”，触动了无数人心弦。这一事件也促使华人社会反思合作与竞争的平衡之道。
决裂对他们个人影响深远。李政道回到哥伦比亚大学，继续从事高能物理和统计力学研究，创办了CUSPEA计划，培养了大批中国物理人才。杨振宁1966年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，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，专注规范场理论，后回国定居清华大学，推动科学教育。两人都硕果累累，但那段破裂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。
杨振宁晚年引用苏东坡诗句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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